第61章 好办的和难办的

第61章 好办的和难办的

　　第二天，方重勇去了一趟京兆府，正好赶上京兆尹在衙门办公。

　　说明来意后，京兆尹韦坚哈哈大笑，当即命人办手续，把崔乾佑从官奴变成私奴，再由私奴变成部曲的步骤给走完了，其间完全没有任何波折。

　　至于其中需要多人担保的那些细枝末节，全都略过不问，充分显示了什么叫“急事急办，特事特办，专人专办”。

　　这年头，奴仆跟物品等同，并不是说说而已，而是明明白白写在唐律里面的。

　　方重勇要办的事情，在本质上属于“财货交割”，出点钱就完事了。

　　官奴变私奴，等同于官府的牛马被良家子在路上捡到并牵回家了，理论上是要“归还”的，实际上则可以“特事特办”，比如说赎买。

　　这种操作很常见，某些官员因为犯了事被抄家，家人变成了奴籍，他们的去处与际遇都很复杂。

　　而私奴放还后变成了部曲，也是约定俗成的路子。只要主人首肯，答应“放还”，就能按程序走完，这也是世家私军部曲的重要来源之一。

　　因此这两件事情都好办，甚至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。

　　然而当方重勇来到城外龙武军招募兵马的军营，去打听招募条件时，顿时如同三九天被泼了一盆冷水。

　　他万万没想到，待遇优厚的龙武军，对于军人本身应该有的素质没怎么提，反倒是幺蛾子特别多！

　　不是长安户籍的良家子，不收！

　　有案底在身的人，不收！

　　私军部曲就更不收了。

　　至于和军人素质相关的武艺啊，军略啊这些，则完全不考。

　　不太像是要招募一支能战敢战的精锐之师，反倒有点像个收容长安权贵子弟的粪坑。

　　这年头大唐武德充沛，威震四海，谁也不觉得镇守长安的龙武军有什么仗可以打。混进龙武军里面的人，好像也没有多少是渴望建功立业的！大家都是冲着丰厚待遇来的。

　　方重勇在招募新兵的大营内外转了一圈，就感觉这支军队必定不堪大用。

　　他算是看出来了，李隆基想改革万骑，裁汰冗员，是意识到了从前的万骑，已经被养废了，成了宫廷政变的工具。

　　除此以外啥用也不顶。

　　李隆基想解散万骑，重组龙武军的这个办法虽然好，但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。

　　懦夫的血盆里，诞生不了英勇的军队！

　　来自京畿地区的富家无赖，勋贵纨绔，以他们为主要兵员的龙武军，将来能有什么战斗力呢？

　　恐怕朝中明白人不少，只是李隆基自认为没有问题，认为靠精良的装备就能堆起来一支强军。

　　毕竟，李隆基长于深宫之中，阴谋诡计在行，披坚执锐完全是个外行。

　　方重勇又想起牛仙客给他看的河西走廊风土人情，想起那边成年男丁中，从军过的比例居然高达90%以上。

　　两相对比，傻子都知道优质兵员在哪里了。

　　由于李隆基下令进入龙武军者，可以免除徭役和部分赋税，因此京中官宦与富人子弟争相踊跃报名！

　　军营都快变成了菜市场。

　　现在龙武军的招募，可谓是炙手可热，风头太盛。因为关注的人太多，反而不好内部操作。

　　方重勇在龙武军中也没啥特别的关系，又不想打着方有德的名号往龙武军里面塞人，因此崔乾佑入龙武军的事情，一时间竟然陷入困顿之中。

　　方重勇深感自己与官府沟通的渠道太过狭窄，有满脑子的主意，却没有地方可以使用。现在的他，空有节帅之子的名声，却什么也做不了，形同废物。

　　要是老郑还在长安就好了。

　　如此一来，崔乾佑只得以“部曲”的身份住在方重勇家中，等待事情的转机。在闲暇之余，崔乾佑也不想吃闲饭，每日与方重勇“切磋”兵法。名为“切磋”，实则精讲兵法要义，算是手把手的传授军略。

　　教方重勇怎么扎营，怎么行军，怎么组织队伍，从最基础的事情一点一点讲起。

　　而加入龙武军的可能性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兵员一天天饱和，逐渐变得可望而不可及。

　　节帅之子的名头不是万能的，长安城内有头有脸的人物实在是太多了。在这里呆着，就像是奔跑中的人被捆住了手脚一般，怎么都觉得不爽利。

　　方重勇有种想迫切离开长安的冲动。

　　他觉得自己如果继续待在这里，整个人就废了。

　　哪怕渣爹方有德是幽州节度使，单凭这一点，想在波谲云诡的大唐中枢搅动风云，一步步往上攀升，简直就跟白日做梦差不多。

　　大唐的盛世如同烈火烹油，是长不了的。

　　方重勇想多为将来打算一下，不想跟着这条船一起沉下去。他在等王忠嗣回归后去河西，然后利用这个机会去边镇历练。

　　乱世要开启了，什么诗词文章，什么歌舞升平都是虚的。唯有手中的刀，才是唯一实实在在可以依靠的东西。

　　方重勇觉得自己以后并不需要跟那些文人墨客们打什么交道，没必要在科举上浪费时间，更没必要留在长安中枢跟那些官僚们尔虞我诈玩什么权谋游戏。

　　这些事情全都是浪费时间的辣鸡，哪怕玩出步步生莲花，大乱兴起后，也顶不住丘八们的致命一刀。

　　武力和兵权，韬略和用兵之法，乃至管理一方，打理后勤的能力，才是未来生存所必须的，这才是他努力的方向。

　　至于为什么一定要等王忠嗣来了再去河西，那还不是因为吐蕃人太凶了，方重勇害怕自己到了边镇无人看顾，被吐蕃人冲一波就寄了。

　　安全第一，保命要紧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就在方重勇每天上午跟着崔乾佑学兵法，下午去贺知章那边“练字”，日子过得平淡又无聊的时候，大唐中枢居然无风起波澜！

　　户部侍郎兼转运使郑叔清，被外派到洛阳公干后，检查了含嘉仓的储粮情况。

　　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！

　　含嘉仓的库存大约少了八成！其空置率，可谓是自建仓以来的新低！估计就比刚刚落成那天强一点点！

　　这几年，朝野都在赞颂裴耀卿漕运有功，各地府库充盈。没想到，作为武周时期“天下第一仓”的含嘉仓，居然空了大半！

　　简直骇人听闻！

　　李林甫写了一份详细的疏奏，向李隆基陈述了洛阳作为粮草转运之地，粮食存量竟然远未达标的事实。

　　李隆基看了这份疏奏，大发雷霆，一怒之下，将之前承办粮食转运的诸多官员全部撤职查办！

　　结果，立马就有朝臣上书，说含嘉仓空置的原因并不在此，希望李隆基能收回成命。

　　政务上的事情，其实很多时候没有那么多是非对错，只存在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而已。

　　从某个角度看，那些人也不是纯粹无理取闹，他们说得还是挺有道理的。

　　裴耀卿改革漕运，采用“分段式”运输，三年往长安运了700多万石粮食，成绩不可谓不耀眼。

　　但是，事物的发展都是有其两面性的。有得必有失，乃是常态。

　　漕运改革，是以牺牲汴口到洛阳段的漕运为代价的。它对大唐漕运的布局，乃至国家经济中心的布局，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影响。

　　只是此时绝大多数人并未看到这一点罢了。

　　这样的例子之前便有。

　　当初从北周灭北齐，到尉迟迥相州起兵反隋。当政者都看到了邺城对于凝聚河北人心的恐怖威力，于是改了漳河水道，使黄河漕运路线不再通过邺城。

　　自三国开始兴盛了数百年的邺城，就此没落。失去漕运的邺城，也就失去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。

　　而自裴耀卿漕运改革后，因为漕运路线改道，洛阳不再是必经之路，因此愿意前往洛阳的漕船就日渐稀少。

　　三年时间，汴口到洛阳这一段的漕运，几乎减少了80%！

　　运量从最高峰时的百万石，到现在的不足二十万石。

　　裴耀卿漕运改革的核心，除了分段漕运外，另一点就是以汴口为转运的核心，放弃从前漕运以洛阳为转运核心的战略。

　　漕船都不往洛阳走，含嘉仓只出不入，粮食库存减少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？

　　在朝堂各类歌功颂德的声音之下，这个重大转变的影响，显而易见的被有意忽略和淡化了。

　　这项漕运改革，是官府在汴河与黄河的交叉点上置河阴县（今河南河阴县东）及河阴仓，在河清县（河南孟县西南五十里）置柏崖仓，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，三门之西置三门仓（一作盐仓）。

　　这项改革直接导致了日后以汴梁为核心的漕运经济崛起，奠定了五代十国的基本经济格局，其影响之深远，除了“过来人”的方重勇外，无人看得透彻。

　　而采取分段运输的方法给长安运粮，水运条件合适，那就运输；水运条件不合适（如枯水期），那就不运。

　　其改革思路是革命性的。

　　这项改革实施效果不能说不好，但有个核心问题是：这样的高强度运粮，是不可持续的。

　　运输量是大了，然而运输成本，却没有本质性的下降，这些运费绝大部分还要商贾来买单。这是定都长安，所必须付出的经济代价。

　　事实上，纵观全唐，也就只有这几年，输送长安的粮秣达到了一年运200万石以上。

　　从河北来的粮秣，都是来自“永济渠六州”，而江淮来的粮秣，因为河道路线太长，经常有漕船堵塞倾覆，导致运粮成本极高。裴耀卿的漕运改革，对运河北粮的影响很大，对于运江淮粮的影响却不那么大。

　　运费高，就肯定得有人买单，要么是朝廷，要么是商人。

　　朝廷不肯出钱，民间就不干了，谁家的财帛也不是浪水打来的。

　　再有，如今江淮的粮草已经转运到河阴仓了，如果要转运到洛阳，那么就必须再多走一段冤枉路，而这些粮草是无法从洛阳转运到长安的。

　　所以现在江淮的商人已经不想再从江淮和江南运粮到洛阳了，因为运费太高无利可图。而朝廷现在使用的模式，又是采取“招标”的方式运粮，官府直接控制的漕船并不占优势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商人将粮秣运到了洛阳以后，官府统一采买，再给运费补贴。

　　根据李林甫派人实际调研，每一石江淮的粮食运到洛阳，平均运费就超过了50文钱。对应的运费补贴，却又低的可怜。

　　运费成本太高，而朝廷给的运费太低，导致商人们都不愿意从江淮运粮了！

　　所以从这个角度看，含嘉仓空了大半，并不是转运的官员不肯努力，而是有很多客观条件限制，让他们有本事无力施展。

　　粮食运不利索，不光是运的问题，而是朝廷的整体机制，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！

　　这些弯弯绕绕的道理，听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。但在李隆基看来，他所需要的并不是借口，而是事情有没有办成。

　　含嘉仓是国家的战略储备，没有堆满，就是渎职！

　　其他的问题，是他这个圣人该操心的么？

　　至于什么运河线路改了啊，漕运方式改了啊，那些鸟事他不想问，也不想听！

　　面对新的困境，李林甫向李隆基开出了自己的药方。

　　首先，将旧有的转运官员全部革职，换上新人（多半是李林甫自己的党羽），这叫不破不立。

　　其次，在洛阳地区实施和籴法，丰年向民间高价收购谷物，价格高出市场价两成，以满足含嘉仓的储备需要。

　　所需财帛，来自江淮与江南。

　　再次，向河北永济渠六州加户税，每一户的户税，提高两成，统一用粮食交租。

　　最后，改从江淮运粮食为重量更轻，价值更高的布帛与各地土特产。再用这些布帛，去河北采买谷物转运。

　　这样一来，便可以降低转运的成本，同时填补几个战略粮仓的储备粮，为河西走廊与陇右的战事做准备。

　　至于河北粮食都被运走，导致粮贵布贱等“小问题”，李林甫也不是没考虑过。

　　只是河北是大唐的河北，而并非河北之河北。必要的时候，就必须作出牺牲。所谓利益均衡，通盘考虑，那自然是有人要作出牺牲的。

　　江南与江淮离得远，通济渠又经常淤塞，运输条件真的太差。就是李林甫想让这些地方作“牺牲”，效率也太低了！

　　唯有河北，有人力有实力，运输条件也好。

　　总而言之，李林甫的计划中，接下来几年并不需要扩大运河的运量。等新河道开凿完毕，洛阳的粮秣可以直接运到长安后，再来全盘规划。

　　看到这份计划详尽的奏疏，李隆基很满意，但他还是问了李林甫几个关键问题。

　　李隆基问：这么改革，会不会影响长安的粮秣供给？

　　李林甫说不影响，因为有河北地区持续供粮，转运的运费还少。

　　李隆基又问：国库要不要多出钱？

　　李林甫说不用，因为江南江淮那边交税都把米粮换成了布匹，方便转运。因此国库的钱不是变少了，而是变多了！

　　李隆基再发问：会不会影响幽州的战事？

　　李林甫回答：加税只是加永济渠六州的，河北其他地方不加，粮秣专供幽州边镇以为军需，所以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。

　　听到这些话，李隆基彻底安心了。

　　他直接下了一道诏书，命户部侍郎兼转运使郑叔清，负责含嘉仓的粮秣转运，不问其他，专供河西战事所需粮秣。

　　并在长安城外，灞水中下游的广运潭周边，建专门粮仓。专粮专用，以接受关东而来的粮秣。

　　搞定这一切后，李隆基便带着杨玉环去了骊山华清宫度假，不再过问政务，一切由李林甫主持大局，先处断再汇报即可。他明年上元节再回来。

　　华清宫背山面渭，倚骊峰山势而筑，规模宏大，建筑壮丽，楼台馆殿，遍布骊山上下。这里因为有优质温泉而闻名，初名便是“汤泉宫”，后改名温泉宫。

　　开元时期，再次更名为华清宫，因在骊山，又叫骊山宫，亦称骊宫、绣岭宫等。

　　严冬来临，去温泉里泡澡，确实是帝王才有的享受。

　　不得不说，是杨玉环唤醒了李隆基的第二春。他自少年时代开始就披荆斩棘，掀翻一个又一个政治对手，好不容易打造出来这个盛世局面。

　　难道就是为那些不肖子准备的么？李隆基显然不认为“成功不必在我”。

　　对于他来说，享受在我，才是排第一位的。杨玉环刺激了李隆基的享受欲，让他沉沦其中无法自拔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“终于到长安了啊。”

　　长安春明门外，身材魁梧的王忠嗣，凝神看着来往不绝，出城入城的人群，忍不住感慨了一声。

　　得圣人调令，他从夔州返回关中，被任命为龙武军左军将军，负责守备长安宫城。

　　这个任命……其实并不是他想要的。

　　“先入宫再说吧。”

　　王忠嗣叹了口气，许久没回长安，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物是人非了。

出身决定前途——唐代士人被命运暗中标好了价格

　　这篇谈谈河北，也谈谈高适，角度比较宏观。

　　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在不断深入发掘历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越来越对安史之乱前，这段恢弘而壮阔历史感觉敬畏。

　　没错，就是敬畏。

　　因为无知的人总认为自己什么都懂，所知道的就是真实，但实际上，白字黑字写在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《资治通鉴》上的故事，也很可能是宋朝士大夫们编出来的。

　　所以我想通过梳理历史脉络的方式，来谈谈我自己的理解。

　　史书的只字片语会造假，但历史脉络和数不清的对应文物，民风民俗则不会。

　　这篇要说的是：

　　高适这个人，就是当时河北士子的一个缩影。他的命运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，跟大唐的命运也是紧密相连的。

　　谁都知道，河北在开元天宝年间，甚至是在唐代前期，是处于被歧视状态的。

　　这种歧视，是全面，持久，呈制度性的。

　　从太宗的贞观年间就开始了。

　　为什么会这样呢，因为关陇贵族，是大唐执政阶层的基本盘。虽然太宗身边山东豪强不少，但最后的结果，是他们通过联姻的方式被“吸收”到关陇贵族当中。

　　比如说颜真卿的祖先。

　　虽然颜真卿颜杲卿兄弟在河北抗击安史叛军很卖力，但是我不得不在这里再次提醒一句：他们家五代以上的祖先，就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长安官僚阶层了。

　　抛开个人情怀不谈，他们在河北担任刺史不抗击安史叛军，难道还能跟对方同流合污不成？

　　就算自己想，家族出身也不允许啊！

　　这个事情，撂在高适身上也是一样。

　　开元二十三年以前，高适的生活可谓坎坷，官路不通，只能去幽燕混资历。像他这样的河北士子，其实还有很多，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变成了给安史叛军出谋划策的人物，乃至后面河朔三镇的节度府中亦是活跃着他们的身影。

　　毕竟，不是每个文人都是诗人，都有诗才。但每个文人都要谋生都要吃饭。李唐朝廷没有他们的位置，他们便只能跟着安禄山这帮人混下去。

　　当时的士人，已经分出了“清流官”与“浊流官”。河北的士子，入浊流官还是可以的，而且也不必通过科举。但入清流官，是想也别想了。

　　所谓清流官，就是权力大，事情少，动嘴皮子离皇帝近。这些官职被宋朝士大夫修史书时记录得清清楚楚。

　　反倒是那些数量庞大的浊流官名称，已经绝大部分遗失，而且并未记载在典籍中，只有依靠后世近现代考古，才逐渐发掘出了一部分。

　　这些人常常做着非常具体又技术性的工作，依附于刺史或者节度使。一旦刺史调任，那么这些人就会马上失业。他们是官有品级，却又被清流官员所鄙夷和排斥。

　　高适前期就是在这样的官职中轮转，不知道担任过多少任官职，反正长安的那些贵人们也不怎么在意。

　　高适有诗才，开元二十三年开始考科举，不过显而易见的，他不可能考上。这个就跟本书主角方重勇，将来躺着考科举都能考上的原因完全一样。

　　那时候，一个人的出身，就已然决定了他的前途。徒劳的努力，或许老天能看到，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。

　　出身决定命运，手腕影响格局，就这么现实啊。

　　我特别鄙视那种唐代历史小说，主角没有出身就能靠自己的能力往上爬。这个时代的严苛与刻薄，远远超过了后人们的想象。

　　说得更残酷一点，贵人家中的奴仆，就算他推石磨已经推到石磨冒烟，磨出来的面粉堆积如山。即便这样的努力，能改变他作为奴仆的命运么？大概是不能的吧。

　　那时候的人看待这件事习以为常，在我们这些后辈们看来，其实过于残酷了。

　　方重勇就像是在高铁上跑步，而高适则是靠自己的双腿去跑，结果是注定了的。

　　他是河北人，河北世家出身，有这一条就够了。

　　接下来的时间一直到天宝八载，高适都在不断的拓展人脉，往长安的圈子里面挤，只是没闹出什么动静。

　　一直到这一年，睢阳太守张九皋举荐高适为有道科，三伏至长安，授封丘尉。

　　县尉是士子们走清流官的起点，当然，是比较差的起点。白居易入仕时的“校书郎”才是高起点，京官清贵，事情少假期多还不会被惩罚，算是士族阶层的保留地，他们严密控制了校书郎职务的分发。

　　当然，高适这才算真正的入仕为官了，只是起点低，被鄙视（不好理解的话，看做捡贵人丢骨头的野狗就好懂了），管的都是“俗物”。

　　对政局与时局有着敏锐观察的高适，辞官回长安，去河西幕府寻找机会，并受到哥舒翰的赏识。

　　话说回来，倒腾来倒腾去，其实高适一直都在圈外原地打转。统治阶层的核心，他从来不曾触碰过，甚至连路都没摸到。

　　残酷吧。

　　高适的命运转折，来自安史之乱。

　　没错，如果没有安史之乱，可以毫不客气的说，他这辈子也就那样了，绝不可能有什么机会，一丝一毫都不会有。

　　高适开始了他的政治投资。

　　从前在基层拼死拼活的干，都远不如在李隆基李亨父子落难时跪舔。

　　这并不可笑，却很可悲，也很可怜。

　　李亨看到了河北士族的“统战价值”，高适这个典型，可以最大限度的抵消叛军反叛的合法性。起码，是竖起一面旗帜，号召河北士族不与安史叛军合作，朝廷这边给河北士族留了位置。

　　榜样的力量是伟大的。

　　这或许也是高适唯一值得大说特说的事情，以我的视角来说。

　　安史之乱后中晚唐的发展，无不印证着：一个又一个河北“高适”站起来了。

　　河北世家的“长安梦”，某种程度上说，确实实现了。中晚唐的长安，河北世家子弟轮流为相。

　　当然了，为了方便将来被黄巢一锅端，他们也都搬迁到长安和洛阳附近居住。

　　这些人与唐庭达成了战略合作，那自然会失去河北基层的支持。于是河北开始结社泛滥，牙兵崛起，基层互保，顺便在一次次斗争中架空了节度使。

　　唐庭不但没有统治河北，反倒是让河北世家与河北基层隔绝，失去了河北本地的话语权。

　　高适个人的努力，在时代的大浪潮面前，是那样的渺小，不值一提。

　　反倒是印证了“顺时代潮流而动则兴，逆时代潮流而动则亡”的铁律。

　　而李白的命运——商人阶层谈什么官运，自从他不愿意当李隆基的铁杆舔狗以后，就堵死了自己的官路，不提也罢。

　　封建社会啊，大家随便想想就好了，可千万别去向往。